2015年9月7日

[已發表]奇美文物館:處於行政與部落主體性的困境中



奇美部落族人親手將文物館的文物全部徹出 圖版提供/奇美部落
圖版來源:奇美部落臉書專頁(連結在此)



(本文原載於《人本教育札記》,313期,2015年7月號,頁76-82。感謝雜誌編輯部在本文發表時所給予的協助。) 




前言

位於花蓮瑞穗鄉奇美文物館在重啟十年後,於今年四月一日遭到鄉公所強制解編館務人員,之後幾經協調未果,奇美部落將展品全數撤出。這個文物館興建於2004年,完工沒多久就和許多文物館一樣變成閒置空間。後來一方面因為監察院糾正,另一方面也因為早先奇美部落的族人已開始進行部落營造的關係,這間文物館就在族人共同努力之下,收集部落文物充實館藏,把它經營為部落共有的傳統知識展場。

在事件發生前,奇美文物館一直是博物館界合作的典範。文物館於2007年重啟後,隔年再由原民會與瑞穗鄉公所協調,將文物館交由奇美部落文化發展協會委託管理,此後連年評鑑均獲得優等。除此以外,台灣博物館(以下簡稱台博)也與奇美部落合作策畫「奇美文物回奇美」(2009.8.13-12.31)以及「當奇美遇到台博」(2010.10.26-2011.3.13)兩次展覽,這兩個展覽納入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大館帶小館」的文物館活化計劃裡,並成為博物館與原住民部落合作,以及部落自主經營文物館的著名案例。

這樣的合作關係看起來賓主盡歡,然而一旦發生事情,這個殖民政權就會讓你知道誰才是老大。事件發生後,這個典範必需單獨面對來自地方政府的粗野干涉。當時新上任的鄉長陳進光無預警地解聘駐館員Kacaw(漢名:謝玉忠),理由是他身兼工作室負責人,等同在外兼職。奇美部落認為鄉長的動作乃是不尊重部落十年來努力營造的結果,經過幾次會議後,決定發起抗爭。到了五月五日,原民會、瑞穗鄉公所與部落居民召開「奇美文物館共管會議」,部落主張自主管理文物館,並提出建立人文生態博物館的構想。然而會議中,鄉公所表示文物館是鄉公所財產,不可變成由特定團體圖利、原民會則表示人文生態博物館的構想需於法有據。最後共管會議破局。部落在母親節當天將展品通通撤出文物館。整起事件明確地顯示出原住民文化主體性的建構如何受到殖民政權底下的嚴重限制。



位於奇美文物館一旁,由部落耆老與男子年齡階級的青年共同搭建的傳統茅草屋
圖版提供/奇美部落 圖版來源:MATA TAIWAN(連結在此)


收拾爛攤子

奇美文物館的誕生與重啟,乃是起源於蚊子館與其後續的行政危機處理當中。蚊子館的成因複雜,但大致不出浮泛的政績展示與骯髒的地方政治。華而不實的「國家」建設計劃以各種名目設立公共設施,落實到地方後就變成地方豪強土霸的貪污、綁樁工具。它們也是建築本位的產物,只想以各種看得見的硬體、儀式來博得施政口碑。等到建築破土、風光地剪綵、開幕後,很快乏人問津,加上缺乏後續維護預算,公共建設就變成造價昂貴的蚊子館。

大量的蚊子館雖然是耗費巨額公帑的廢物,倒也提供了媒體與藝文界取之不盡的題材。2005年《中國時報》的「體檢公共建設」、2006年《聯合報》的「口號、建設、幻影」系列報導,分別奪得該年的吳舜文新聞獎。到了2010年,藝術家姚瑞中與LSD工作室合作記錄全台「閒置空間」概況,此後每一兩年就將案例輯成《海市蜃樓》系列。

不僅如此,官方甚至把收拾爛攤子也當成行政績效的展示。這個時候就是藝術展演上場的時候了,由台灣博物館主持「大館帶小館」,是原民會於2007年開始的文化館活化計劃之一。計畫「啟動」時,邀請了五個展演團體於華山文創舉辦記者會表演,這些團體陣容堅強,有戲劇、有李天碌布袋戲、有台北愛樂以及傳統手工藝,一起為公務員終於學會擦自己屁股聲張歌舞。終於長大了,值得拍手鼓掌。

對於部落而言,這些文物館既非活動中心,亦非舉辦儀式時會用到的空間,因此並沒有什麼用處。以奇美部落而言,他們於2005年開始進行部落營造時並未想到利用奇美文物館,而是先在周圍重建兩間傳統茅屋,用以舉辦相關祭典儀式。文物館是後來2007年時,官方為了解決閒置空間問題才與部落協調經營,由原民會編預算,交由鄉公所支付,隔年再交由奇美部落文化發展協會委託管理。換言之,奇美文物館之所以能夠重啟,可說是部落先行的自力營造救活了這座蚊子館。


奇美部落青年會解說訓練 圖版提供/奇美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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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行政主體?

不管是社區或是部落營造往往要透過部落裡的工作室、協會等社造團體向政府機關申請經費後才得以進行,執行過程中往往要面對地方行政自戒嚴以來形成的種種惡習。這些地方上常見的豪強土霸都是戒嚴時期地方政治的產物,但是卻具有難以打擊的合法性,而奇美部落的營造在面對這些主要由漢人構成的政治結構時,同時還面對著原住民主體性建構的問題。

首先,奇美部落與鄉公所長期以來,即因為部落營造理念與行政的怠慢而關係緊張,2009年部落與台博合辦展覽時,因為展櫃招標事件,鄉公所原本就想在年底解聘館長與館員,但因為顧忌文物館會變成蚊子館而未實行。在人事權方面,文物館隸屬於鄉公所,地方首長對於人員有任免權,即使理由不充分也只是領導統御的問題,並不妨礙權力的行使。原民會有評鑑權可以制衡,但終究不是直接權力:這個意思就是,土霸鄉長高興用誰就用誰,原民會如果對人選不高興,就只能間接「幹掉」他。

其次,則是部落營造計畫的官方申請程度程序重點早已本末倒置。提報計畫的內容不僅要符合官方期待,而且寫出一份符合規定的計畫事實上是件不容易的事,甚至寫申請書甚至還成為一門專業課程。計劃的申請格式本身變成一種迎合官僚行政的專業,由於這些外部資源關係到營造的成敗與工作室的發展,部分工作室的申請者必需去社大上課學作文,某些部落會特別成立專門協會、舉辦講習會進行輔導。這些都是官僚行政主導下的變態產物。

這些行政程序不能單純視為申請者的責任,它們加總起來,可以用「他律」來概括。從人事到資源的申請,完全都掌握在一個跟原住民毫無關連的政權上,縱使有原民會這樣的機構存在,永遠也只是讓現狀變得稍微能夠容忍一點,卻從來不是改變的力量,而這就是一種準殖民的權力關係,只是比起戒嚴時期,在權力使上變得更為弔詭而已。


奇美部落族人抗議鄉公所漠視部落自主 圖版提供/奇美部落
圖版來源:奇美部落臉書專頁(連結在此)


在博物館裡變主人?

在奇美文物館事件中,博物館的角色彷彿是旁邊看戲的觀眾,甚至在與部落合作辦展時,它也是冗長行政程序的受害者。然而,博物館在原住民文化詮釋方面確實是 有許多權力。在台博與奇美合作舉辦「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時曾有這麼一個場景:奇美部落的耆老從花蓮遠道而來,進入臺博館的庫房裡看博物館的藏品,後來在 工作人員調出的藏品中認出自己部落的東西,對藏品的名稱與意義上與館員開始了一陣討論。

這個場景常被研究者作為「接觸地帶」(contact zone)的例證,在這個地帶,博物館與原住民間在藏品詮釋的權力關係上被倒轉,不再由博物館獨攬。然而,真是如此嗎?「接觸地帶」原本是指殖民主義時代,西方人與自己的他者,亦即其他地區的族群,面對面接觸的區域,例如邊境與貿易站等等,後來這被克里夫(James Clifford)用在博物館空間,認為博物館也可以是文化主體與被展示的文化主體彼此互惠的地帶。

不幸的是,「接觸地帶」被用於中華民國的博物館時,濫情的意象取代了實質意義。例如博物館員李子寧在一篇文章中特別提到當部落族人穿著傳統服飾來到庫房時引起工作人員一陣騷動後,他表示幸好自己還有「制度上」與地理上的「主場優勢」,儘管他接著模仿
克里夫的口吻來形容這群訪客,以及彼此對藏品的熱烈討論如何消融這種主場優越感,但很顯然地,這只是試圖以美學意識形態鈍化權力關係的知覺。

事實上,這只是將一般的田調場景換成庫房而已,但是過去研究者會注意的採訪與受訪的關係,在這裡只是用一種臨場表演的「屈尊」態度所隱蔽。它比較像是班奈特(Tony Bennett)對克里夫的批評:「接觸地帶」只是博物館作為治理工具的延伸,並且是以「多元文化主義」的面貌出現。進一步來說,這個場景的論辯效應並未擴散,它不提奇美部落像是得到特權般來到庫房,看自己被拿走的東西,反而將所謂的對話被框限在一套博物館例常行政上的藏品登記程序裡。(多麼熟悉啊!)這 個程序只是完成一個展覽的一段過程,而且最後的credit當然是算在博物館舉辦「大館帶小館」的業績上--不過至少,這次擦屁股懂得關門了。

李子寧所期待的那種活絡對話在克里夫的場景裡,背後還隱含著看不見的公共領域討論傳統,這種自由在戒嚴與後戒嚴的台灣並不存在--原因無他,正是被純粹的行政形式主義破壞殆盡,而且,不難想像,對公家單位而言看不見的東西就等於不存在。博物館雖然不是土霸鄉長,但是一直為這種形式主義背後的合法性提供意識形態的支持:在過去是「中華文化道統」,現在則是「多元文化主義」,實則直到目前,在中華民國的行政框架下,不僅有像「蒙藏委員會」這種荒謬絕倫、無法代表任何人的蚊子機構,甚至連原住民也被擺在一起,變成所謂的「少數民族」。

這個陣容如果再加上廣西壯族,大概就沒什麼會比這種「多元文化主義」要來得更後現代了吧。也確實,照這樣稍微包裝一下術語,擺出一幅「省思」的Pose,戒嚴時期落後別人超過半世紀的博物館,就可以搖身一變成為最先進的理論前鋒,就彷彿有種命定的時代力量,或是像換展一樣,時間到了馬上可以換成最新展覽消息。

所謂的新博物館學或是後威權時期,實際上只是用學理包裝反動的修辭。所謂的省思也多只限於方法學的套用與反省上,仍然是從行政主體的權力角度來思考:也因此殖民主義像是日治時期的往事,至於現在,中華民國不但不是殖民主義,而且還是後威權時代,因而可以樂觀地看待對博物館內知識權力的行使。

然而從奇美文物館事件可以看出,台灣雖然已經解嚴,但是過去的行政體系仍然存在。這些體系過去配合著威權多行不義,樹倒猴蓀散後,也只是讓中華民國這種系 統性邪惡變得更加地難以捉摸。它所高舉著多元文化主義只是讓它成為道德虛無主義者,像個痴漢一樣用程序管治的方式騷擾著任何阻礙他上班瞎忙的願景與理念, 也因為這種行政系統仍具合法性,因而在政黨輪替後拌住任何轉型正義的推動,影響對象當然包括了原住民族在內。


花蓮瑞穗鄉奇美文物館 圖版提供/奇美部落
圖版來源:MATA TAIWAN(連結在此)


重返原住民主體性的問題

在班奈特所謂「展覽叢結」(Exhibitionary Complex)的概念裡,博物館向來被認為是形塑國族共同體的重要機制。透過國家的機構力量,物品不僅被編列成為一套文明化的敘事,更以修辭將這種文明化的成果歸功於來參觀的國民們,讓這些觀眾彼此形成一種彼此共有的概念。配合其他如考古學、人類學等現代學科,彼此相輔相成,這套機制得以將社會秩序的問題訴諸於文化,不僅以此規範觀眾的身體,更討好他們的心。

結合部落營造,從展品的收集到佈展,奇美文物館也有凝聚奇美部落族人共同體意識的功能。但是與前述的「展覽叢結」不同,嚴格來講,奇美部落的族人其實並未「擁有」文物館:這個館的土地、人事與經營權都把持在鄉公所手上,部落營造的資源來自於中央的分配,更不用說上述的知識機構乃是掌握在中華民國手上。這使得部落營造的結果時時處在缺乏人力物資,以及隨時難以為繼的風險中,而這個政府更將文化營造成果納為己用,成為政績宣揚的樣板範例。

換言之,奇美部落並不是文物館乃至於部落營造的主權者。也因此,在看待這類爭議時,若僅僅是針對法令程序的問題,結果經常是落於認肯他律的制度而徒勞無功。相反地,若要找出問題徵結,就必須先否定法的優位性,將問題提高至主權者的層面上,才有辦法脫離「多元文化主義」的話術中,進而從歷史分析來徹底質問中華民國的統治合法性與性質:不僅要隨時問誰才是台灣真正的主人?更要質問誰在暗中破壞原住民形成主體性?博物館實踐究竟又能在原住民族新的政治主體中扮演什麼角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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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1. 李子寧,〈再訪,「接觸地帶」--記奇美原住民文物館與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臺灣博物》,2011,頁4–13。
2. Bennet, Tony. “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 in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cs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59-88.
3. Bennett, Tony. “Culture and Policy,” Culture: A Reformer’s Science. London: Sage, 1998, pp.189-213.
4. Clifford, James. “Museums as Contact Zones,” in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188–219.

5. 劉千嘉,《臺灣原住民的遷徙:鵬飛抑或蓬飛》,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頁235-238。

(2015.08.29 修訂註:更正內文錯字與增加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