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30日

[已發表]藝術的代價:蒲添生戰後初期的政治性銅像與國家贊助者(3/3)



蒲添生,鄭成功,1957,銅。圖片來源:筆者攝於臺南市火車站,2011.2


三、鄭成功銅像:紀念像的形象問題
 

在紀念性銅像的政經脈絡裡,藝術家是被支配者,是支配者權力意志的延伸,不僅連「藝術家」這樣的稱號都不被認可,甚至連紀念的形象都不見得是由他來決定。

臺灣戰後能夠仲裁、決定紀念像形象其實不是藝術家,而是內政部。以蔣中正與孫中山為例,1948年內政部就曾頒布「國父遺像張設辦法」,內容雖然是針對孫中山遺像的擺設,但是也對應著更早之前,國民黨臺北市黨部針對孫中山與蔣中正的形象所進行的規範。(註61) 往後許多關於紀念性人物形象的爭論,基本上也大多是由內政部決定,藝術家的意見只佔了非常小的部分,這一點在蒲添生製作的鄭成功像上最為清楚。






1955年臺南市委託蒲添生製作一座鄭成功像,這座銅像在臺北製作了19個月,最後於1957年5月25日舉行揭幕,安置在臺南火車站站前圓環裡。目前這座鄭成功銅像仍在原地,面朝向西方。人物留著短鬍、嘴巴緊閉,凝神望向遠方。身體小腹微收,右手握著腰帶,左手握劍。人物神情與姿態配合,表現出凝視遠方目標,身體不自覺地呈現出略為警戒的狀態。銅像主體設立在大理石的臺座上,在靠近腳邊的臺座正面有面署名蔣中正的匾額上面寫著「民族英雄鄭成功銅像」。在蒲添生在戰後初期製作的三座銅像裡,鄭成功銅像最晚完成,過程也最為複雜曲折。這段過程約可分為臺北鄭成功像與臺南鄭成功像兩個脈絡,它們各自發展,但是又彼此影響,其中的交集就是鄭成功形象的問題。

(一)鄭成功銅像的製作過程
(1)臺北鄭成功像的製作
早在1946年蔣中正銅像揭幕後,據傳臺北市與臺南市都曾想要請蒲添生製作鄭成功銅像。(註62) 後來或許和孫中山銅像一樣因為經費的問題而沒有下文。到了1950年,由於軍事宣傳上的需要,省參議會秘書的吳有容再次向當時的省主席吳國禎提議在臺北市火車站前建造鄭成功像,並獲得吳氏同意。(註63)

籌建鄭成功銅像的消息公開後,蒲添生就去拜訪吳國禎,當面向他表達願意製作銅像的意願。(註64) 當時吳國禎表示願意協助蒲添生,不過後來銅像的製作工作反而指定給劉世潤監督。據說他也是臺北鄭成功像最初的發起人,當時他因為在街頭跪捐「反共抗俄基金」而廣為大眾所知。(註65) 臺北市於9月組成鄭成功銅像籌備委員會,其中主任委員為省長吳國禎,副主委則是蔣經國(當時是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這兩個人在當時是彼此的政敵。

鄭像委員會聘請了廖未林、林元慎、何明績、靳皖君負責設計,設計好後曾給臺大教授方豪鑑定。後來在1951年初由何明績接手雕塑原模,再交由許佔山負責翻製石膏模,卻因為當時在銅像委員會擔任總務組長的吳有容過世,鑄造鄭成功銅像的計畫隨之停頓。(註66)

到了1953年,劉世潤看到計畫延宕已久,就前往拜訪基隆市市長,表示希望能將建造鄭成功像的計畫交給基隆市政府。(註67) 銅像預定設置在基隆中正公園,銅像實體則利用前述鄭像委員會監製的鄭成功石膏像來鑄銅,最後卻受到臺南發生的爭議而中止進行。(註68)



鄭成功畫像,紙本設色,100×60cm,國立臺灣博物館藏。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2)臺南鄭成功的形象爭論
目前流傳的鄭成功形象大致可以分成兩種,而區別他們最大的特徵就在於鬍鬚的有無。有鬍鬚的鄭成功像以現藏於臺灣博物館的〈鄭成功畫像〉為代表,畫中鄭成功正面端坐在椅子上,符合傳統祖宗像裡,人物繪為正面照的格式。(註69) 人物臉部在嘴唇上方留著兩撇小鬍子,下巴留著一小撮,身上穿著龍袍。這件作品據說是在鄭成功生前所繪,由他的堂兄弟鄭長收藏,因故留在臺灣而未送回中國。到了日治時期,這幅作品由鄭家子孫鄭維隆獻納給臺灣神社,後來該作品以臨摩的方式複製三份,分別給予鄭家與臺南開山神社(即延平郡王祠)保存。(註70)

另一類代表沒有鬍鬚的鄭成功像則是福建南安石井鄉內,由鄭成功的後代子孫所收藏的〈鄭成功夫婦像〉,作品上最早的題跋是1902年。其中描繪的鄭成功沒有鬍鬚,臉部輪廓豐腴,耳垂寬長,盤腿而坐。這兩種圖像與複製品皆流傳於鄭氏子孫之間,均曾被當成祭祀的對象,流傳史與年代問題十分地複雜。(註71)



鄭成功夫婦像,紙本設色,840×131cm,石井鄭成功紀念館藏。
圖片來源:http://att.xmnn.cn/blog/00/01/80/F5.JPG

小早川篤四郎,鄭成功, 1935,畫布油彩,臺南赤崁樓。
圖片來源:《臺灣歷史畫帖》,臺南市役所編輯、小早川篤四郎繪,《台灣歷史画帖》,東京市:臺南市役所,1939。
臺南鄭成功像的爭議開始於延平郡王祠裡的鄭成功神像。祠裡的神像在日治末期被日本神官破壞,後來到了1947年,當時的臺南市長卓高煊在重修延平郡王祠時,也順便整修祠裡的鄭成功像。(註72)

高卓煊並未恢復神像原來的樣貌。(註73) 他先向當時鄭成功的故鄉,尚未被共產黨佔領的福建省南安縣政府索取鄭成功像,後來當地石井鄉的鄭氏宗祠主持者透過縣政府回寄一張翻拍自〈鄭成功夫婦像〉,無鬚鄭成功畫像的照片。除了這張照片外,高卓煊還找出日治時期由小早川篤四郎作於1935年的〈鄭成功〉。小早川的作品作於1935年,原本是他接受臺南市政府的委託,製作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中臺南歷史館內的歷史畫,鄭成功是其系列畫中的一幅。(註74) 他參考了廈門曾坤厚收藏的無鬚鄭成功雕像,據說也有可能看過石井鄉的鄭成功像。(註75) 它們均屬無鬚鄭成功的圖像類型,而高卓煊最後選擇以小早川篤四郎作為底本,委託雕刻師蔡心雕刻樟木神像 。(註76)



蔡心,鄭成功雕像,1947,木刻,臺南鄭氏家廟藏。圖片來源:筆者自攝 2013.3.27

楊英風,鄭成功雕像,木刻,臺南延平郡王祠。
圖片來源:筆者攝於臺南延平郡王祠,2010.1。

無鬚鄭成功的圖象在當時各種工藝作品中並不少見,然而在臺南市文獻會成立後,這類形象開始受到更嚴厲的檢驗。該會的成立其實與臺灣省文獻會有關,二二八事件發生後,1948年當時的省主席魏道明設立臺灣省通志館,網羅知識分子修史以安撫人心,隔年通志館改為臺灣省文獻會,主要工作即為撰寫《臺灣省通志》。(註77) 臺南市文獻會前身為1951年4月創立的「臺南市史料編纂委員會」,隸屬於市政府底下的教育科,成員包括了顏興、石暘睢、莊松林等人。成立後才過一個月,省文獻會頒布準則,通令各縣市成立文獻委員會,南市史料編委會也隨後於7月改組成「臺南市文獻委員會」。(註78)

文獻委員會成立後,儘管內部對於鄭成功的圖像標準並無共識,鄭成功的圖像爭論開始透過官方機構約束各種視覺媒材的製作。1953年,文獻委員部分人士主張延平郡王祠的鄭成功神像應該重塑,後來該神像於1961年被移到臺南鄭氏家廟,原處則放置楊英風所製作的鄭成功像(圖16)。(註79) 它也牽制了臺北的鄭成功石膏塑像,該石膏像也是無鬚鄭成功類型,如前所述這件石膏模型曾經過臺大教授方豪的鑑定,原本打算鑄銅後安置在臺北,後來地點改在基隆中正公園,卻因為鄭成功形象的爭議而懸置。

除了這些事件以外,1954年10月,臺南市中區宣布要在赤崁樓安置一尊鄭成功的半身像。這座銅像的底本為小早川篤四郎的作品,原本要在10月25日進行揭幕,卻因為已製作的銅像無視於形象的爭論,逕行以無鬚鄭成功為底本,揭幕典禮臨時被同時期臺南市成立的銅像籌建委員會取消。(註80)

臺南市銅像籌建委員會是臺南市政府為了同時建造蔣中正、孫中山與鄭成功銅像而成立的。1954年8月,臺南市配合當時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召開「動員會報」,會中計畫建造蔣中正、孫中山與鄭成功銅像,其中蔣中正銅像後來因為蔣中正「婉示謙沖,未許建像」而取消。(註81)

為了推動設置這三座銅像,臺南市政府在10月12日再次開會,並邀請文獻會的委員討論鄭成功銅像的形象。根據報導,這次與會的委員分成三派。其中一派贊成以省立博物館內有鬍鬚的鄭成功像為標準,以顏興、黃典權為代表;另一派以石睢暘、莊松林為中心,主張以南安石井鄉的無鬚鄭成功像為標準。除此以外,會議裡還有「機關團體」代表,認為既然無法確定何者才是鄭成功真正的形象,不妨以莊嚴威武為原則綜合兩方的圖樣,以符合銅像最初「激發國民對民族英雄的景慕心理與愛國熱忱」的製作目的。(註82)

在三方意見相互爭辯時,劉世潤也加入了戰局。早先他在報紙上見到臺南市政府決定鑄造鄭成功像後,就帶著臺北鄭成功石膏模南下臺南,多次向鑄像委員會請託。或許是因為他「民族孝子」的名聲,市府也讓他參加會議。最後三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時,劉世潤要求籌備會應將鄭成功形象的標準交給內政部決定,而籌備會礙於情面,加上討論沒有結果,只好贊同劉世潤的提議。(註83)

 

(二)鄭成功的軍事意義與形象爭論
 

鄭成功的形象問題在當時被當成所謂的學術問題來看待,爭論大多圍繞著文獻中描述鄭成功外貌的字句進行,毫無任何傳統美術史的風格分析概念。然而一個人一生的容貌如此多變,為什麼鄭成功的鬍子那麼重要,又為何要把各種豐富多樣的鄭成功圖像定於一尊呢?

這些現象其實是與戰後附加於鄭成功形像上的政治功能有關。寇適(Ralph C. Croizier)在討論鄭成功如何從歷史人物再造為民族英雄時提到,鄭成功在戰後的臺灣與中國至少有幾種截然不同的典型,其中對於國民黨而言,鄭成功退處臺灣,待機收復大陸的歷史情境正對應著他們在1949年撤退到臺灣時的處境;相對的,對共產中國而言,鄭成功擊退荷蘭人收復臺灣,是打敗帝國主義的代表。(註84)

這些差異凸顯出鄭成功形象本身是種文化建構的產物,而郭適的著作也詳述了鄭成功如何被臺灣官方形塑成為「民族英雄」的過程,例如在1949年,國民黨決定以4月29日作為鄭成功紀念日並舉行官方祭祀,以及將與他相關的名詞,例如國姓、延平以及成功等,冠用在鄉鎮地名上。他也指出在臺灣的官方史學家認為鄭成功是明末天地會的發起人,並藉由孫中山在革命過程裡吸收了反清復明的祕密結社這件事,來將鄭成功連繫到民國革命。



〈民族精神の權化 鄭成功も光復の春を讚ふ〉,《新生報》,第四版,1946年1月3日。


郭適以歷史事實的角度反駁鄭成功是天地會發起人,視其為民族主義建構出的歷史形象。不過他沒有指出建構過程中的現實情境,也沒有細論終戰後到1949年間的狀況。事實上終戰後沒多久,在1946年1月3日的《新生報》日文版中,就刊出一篇標題為「民族精神的化身 鄭成功同聲讚揚光復」的文章,內容不但稱鄭成功是「中華民族的大英雄、高舉打倒滿清烽火的革命先烈」,甚至還刊登了小早川篤四郎的無鬚鄭成功像。(註85) 此時的鄭成功圖像並未特別指定必須要有或是沒有鬍鬚,反應出在1945年後,在大多數民眾尚未了解「光復」的意義時,鄭成功便很快地用於政治宣傳上,急於在舊有的圖像上賦予新的政治詮釋。

到了1949年後,鄭成功在「光復」之上又另外增加了「反攻」的意義。此時他常被運用在軍事上的精神講話。1950年1月14日,臺北市的中山堂集結了246名即將入伍的新兵,當時周圍充滿圍觀的人群,主持典禮的省主席吳國禎在精神講話時表示:

這次踴躍從軍的現象,充分提高了我們的民族精神,希望應征的軍士們都能發揮民族英雄鄭成功的偉大精神,個個人都成為鄭成功第二,為祖國為民族為保衛臺灣與蘇俄帝國主義的第五縱隊中國共產黨徒作殊死戰,把他們從大陸趕走。(註86)

這些志願或是半自願招募到的士兵是孫立人將軍的「臺灣軍士教導團」,當時共招募了4500名,被視為是孫立人在臺灣培養自己勢力的重要步驟。(註87) 這批從各地招募而來的新兵於1月29日在鳳山集訓。開訓當天由孫立人親自檢閱,在演講裡鄭成功的比喻再次被提及:

三百年前民族英雄鄭成功在臺灣樹立了為民族爭生存的旗幟,三百年後臺灣同胞又再度加入為民族爭生存的反共抗俄的戰爭,這實在是三百年來第一件大事。(註88)

這批新兵後來並未反攻大陸,由於孫立人、吳國禎在與蔣經國的政治鬥爭中失勢,軍士教導團的新兵們後來被迫提早還鄉,卻維持著軍人身分近50幾年,無法退伍也無法再找工作。時間再回到入營開訓典禮結束後不久,吳有容就向吳國禎提議在臺北火車站前建造鄭成功銅像,獲得吳國禎大力支持,而這就是臺北鄭成功像最初的由來。

隨著反共抗俄的各種軍事宣傳行動,鄭成功也逐漸被賦予了政治意識型態的嚴肅性,而關於他的形象所以要定於一尊,主要即在於使其符合單一官方意識型態。對於鄭成功形象的爭論,當時報紙上的評論即明白地表示:

有沒有鬍子,本來無關宏旨。不過,鄭成功是我們自由中國軍民一致崇敬的民族英雄,而台南延平郡王祠鄭成功的塑像和赤崁樓的油畫[筆者按:即小早川篤四郎的作品],是民族英雄香烟所繼,中外人士觀瞻所在,小有差錯,不但貽笑四方,又如何上對豐功偉業的英烈,下向子子孫孫交待!?(註89)

在這樣的情況下,關於鄭成功形象的「學術爭論」更多是以官方機構的認可作為依據。最明顯的是在延平郡王祠的事件裡,當時臺大教授勞榦曾經在《中央日報》上撰文表示應該以收藏在北平故宮博物院的鄭成功像為主,而他的意見立刻獲得臺南市主張重塑神像者的認同。(註90)


鄭成功奕棋圖(複製件),紙本設色,88×254cm,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然而勞榦所指的這些作品並不是收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而是收藏在北平歷史博物館(現在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加上中國大陸被共產黨佔領時這些畫像並沒有帶到臺灣,因此事實上並沒有人真正看過這些所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鄭成功像。他們對這些作品的理解是透過日人金關丈夫所發表的文章,(註91) 知道該畫像中的鄭成功有蓄鬍而已,其餘的除了以訛傳訛傳為「故宮博物院」以外可說一無所知。這種積極攀附官方機構頭銜的態度也可以解釋何以在1954年,依據動員會報而召開的銅像會議裡,最後會是官方派與劉世潤獲得勝利,而決定將鄭成功交付內政部裁決。


蒲添生,手持書卷的鄭成功,照片。
圖片來源:翻拍自蕭瓊瑞,《神韻‧自在‧蒲添生》,前引書,頁52。
蒲添生,手持劍的鄭成功,照片。
圖片來源:翻拍自蕭瓊瑞,《神韻‧自在‧蒲添生》,前引書,頁52。
 
(三)蒲添生的鄭成功銅像
 

蒲添生於1954年9月左右接受臺南市政府的委託時,關於鄭成功形象的爭論已進入官方裁決的最後階段。1954年12月23日,內政部聘請相關專家鑑定鄭成功像的標準。與會的學者包括了蕭一山、藍文徵、張廷休、董作賓、方豪、程發軌、陶希聖、張貞、吳春晴、勞榦、黃純青、毛一波、林熊祥等人。(註92) 最後內政部在1955年4月18日核定應該以省立博物館所藏的畫像為標準,並於6日寄達通知。得到通知後,臺南市府才開始募款。5月時公布消息時提到火車站前的臺座事先已經架好,至於鄭成功的圖樣「…由市府登報公告徵求藝術界人士設計,並組審查委員會審定採用圖形,鄭像之彫塑及澆銅亦採公開徵求方式。」(註93)

鄭成功銅像就和前面兩座銅像一樣,都經過官方審查委員會審查,而內政部對形象的裁決與其說是貞定了學術上的爭論,不如說是由政治決定了鄭成功在學術上的形象。在內政部發布命令後,支持鄭成功有鬍鬚的顏興不無得意地表示「在臺灣學術界鬧了一年多,一直到去年四月十八日由內政部『民族英雄鄭成功塑像研究會』的討論結果,才取了一個比較從權的辦法,仍依照臺灣省政府過去所審定的『有短鬚,著朝服之坐像為準。』這個問題到這裡,總算暫時獲得解決了,那與筆者一向的主張一致。」(註94)

蒲添生的鄭成功銅像確實是以臺灣博物館的作品為藍本。在原來的圖中,鄭成功身著龍袍,正面端坐在椅子上,臉部在嘴唇上方留著兩撇小鬍子,下巴留著一小撮。這些服裝與鬍子的特徵都被沿用到鄭成功銅像上,不同的是銅像改採站姿,一手扶著腰帶,另一手握著劍。

不過這並不是銅像一開始的樣子。蒲添生原本打算讓鄭成功左手握著書卷,(圖18)後來才改成現在的造型。此外,原來的鄭成功銅像是左腳跨出,後來蒲添生應官方要求修改成右腳,顯示出官方審查實際介入作品形象中。(註95) 鄭成功從文官變成武官,這樣的改變是否出自蒲添生的本意難以判斷,但無疑地持劍的鄭成功像較為符合當時反共抗俄的軍事訴求。

從蒲添生原本的計畫,乃至於後來的修改。作為歷史人物的鄭成功,其銅像的特徵無一不對應著當下的政治現實與意識型態的功能。這一切在藝術家開始動手製作前,就已經被規定好,而藝術家的工作就只是運用自己精湛的藝術能力,妝點它。


 

四、結論:紀念性銅像的公共性與藝術性
 

從蔣中正戎裝像直到鄭成功銅像,蒲添生在戰後初期所製作的紀念像無一不受到政治權力的宰制,而他本人在這樣的宰制關係裡,並不全然是以悍衛藝術的姿態來應對。他的處境並非特例,戰後的臺灣美術乃是一段向權力協商的歷史,不僅是蒲添生,對當時許多的藝術家而言,妥協是重要的籌碼。也因為藝術家在這樣的宰制關係裡力量極其微小,因此過度地強調藝術家的個性與創作能力不僅缺乏說服力,也完全不足以讓我們理解過去藝術創作的現實情境。

就一般常識來看,從政經脈絡來解釋政治人物的銅像原本並無新鮮之處。然而從1990年代開始,隨著蒲添生製作林靖娟像開始為大眾所注意,以及當時前輩畫家的聲譽與身價開始水漲船高時,這些圍繞在藝術創作周邊的脈絡刻意地被隱藏、修改,取而代之的卻是一個藝術家堅持藝術自由的神話。

然而蒲添生所製作的政治紀念性銅像就如同所有的紀念像一般,從一開始就不能只是以「為藝術而藝術」的角度來詮釋。紀念像無法脫離公開儀式,從它們被委託製作開始,就已經被指定要放置在交通要道與醒目的地方,藉以體現整個政權統治的有效性。一座蔣中正銅像代表的不單只是蔣中正個人,而是整個威權政治的具現,那意味著只要圍繞在銅像周邊的崇拜儀式能夠持續,就代表這個政權仍有某程度的影響力。

這樣的政治權威在戒嚴時期也宰制著美術發展,它與官方對於言論、對於講學、對於著作及出版自由──簡言之,對於文化的箝制──是一個彼此無法切割的整體現象。藝術是文化體系的一部分,在整體文化的境況裡,藝術的獨特性方得以成立,臺灣戰後的美術發展不能將所謂的「美術史」單獨獨立出來考察。在文化缺乏自主性的戒嚴時期,唯有展示出戰後美術發展中的權力關係,才能夠脫離那種將官方略施小惠視為藝術價值的觀點。不僅如此,在一個藝術缺乏自主性的歷史中,揭示出霸權對文化整體的宰制,以及其壓迫文化多元性與發言權的手段,恰恰正足以凸顯出臺灣戒嚴時期政治所獨有的極權本質。

紀念性銅像之所以值得注意,原因即在於委託過程裡,藝術家與贊助者的關係不再能夠以傳統藝術家與單獨或複數個體贊助者的關係來看待。在名義上,紀念性銅像並不是由獨裁者委託的,政治霸權雖然將銅像視為意識型態的統治工具,但是仍需要民意的基礎來建立它,藉以掩飾其極權的本質,即使它缺乏實際的民意支持,它也必須在象徵的層次上,藉由攏斷政治性表述中的「人民」來自圓其說。

為了「人民」的表述,霸權必須控制人民的言論,杜絕雜音,也必須控制藝術形象,僅允許單一形象。這些作為都發生在公共領域中──藝術與政治在此交鋒,爭奪發言權,也將政治性銅像的贊助問題,帶入到臺灣戰後民主政治虛相與實相的核心。

藝術家處於這樣的核心裡,最為迫切的問題即在於:將創作困境訴諸於時代或環境限制的界線在哪裡?藝術家個人的社會責任,界線又在哪裡?這樣的問題至今仍困擾著當代藝術,而一個關注社會脈絡,不再自限於風格史觀的臺灣現代美術史或許仍無法提供最終的解答,卻無疑地將繼續為當代提供更多的理解面向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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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註61:〈國父遺像主席肖像製作應合規定標準,新頒申請審查辦法〉,《中央日報》,第三版,1944年4月17日;〈國父遺像張掛辦法〉,《中央日報》,第四版,1948年10月1日。
註62:臺北市見〈蔣主席銅像,本月二十五日舉行開幕典禮〉,《民報》,第三版,1946年12月3日。臺南市見〈紀念六秩壽辰,主席像將完成〉,《民報》,第三版,1947年2月6日。
註63:本報訊,〈建鄭成功像 吳主席贊同〉,《中央日報》,第四版,1950年2月24日。
註64:本報訊,〈為鄭成功塑像 蒲添生昨謁吳主席〉,《中央日報》,第四版,1950年3月8日。
註65:基隆訊,〈凝眸遠視大好河山 鄭成功巍峨銅像 將矗立基港山巔〉,《聯合報》,第三版,1953年7月23日。
註66:不著撰者,〈基中正公園 將建鄭銅像 鬍鬚問題將慎考慮〉,《中央日報》,第三版,1953年7月23日。
註67:基隆訊,〈凝眸遠視大好河山 鄭成功巍峨銅像 將矗立基港山巔〉,《聯合報》,第三版,1953年7月23日。
註68:不著撰者,〈基中正公園 將建鄭銅像 鬍鬚問題將慎考慮〉,《中央日報》,第三版,1953年7月23日。
註69:關於中國晚明時期的祖宗像,詳見Joan Hornby, "Chinese Ancestral Portraits: Some Late Ming and Ming Style Ancestral Paintings in Scandinavian Museum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70, pp. 173-271.
註70:關於這件作品詳細的流傳過程,詳見廖瑾瑗,《鄭成功畫像歷史調查研究報告》(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2007),頁17-31。
註71:廖瑾瑗,《鄭成功畫像歷史調查研究報告》,同前註,頁76-79。
註72:汪有序,〈鄭成功的鬍子問題〉,《中央日報》,第三版,1953年7月20日;顏興,〈鄭成功儀容今考〉,《臺南文化》,5卷1期(臺南市:臺南市文獻委員會,1956),頁2-9。
註73:高卓煊修理鄭成功像的詳細經過,詳見顏興,〈鄭成功儀容今考〉,同前註,頁2。
註74:小早川篤四郎的臺灣歷史畫系列,詳見黃琪惠,〈再現與改造歷史-1935年博覽會中的「臺灣歷史畫」〉,《臺大美術史研究集刊》20期(臺北市: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6),頁109-150。
註75:汪有序,〈鄭成功的鬍子問題〉,《中央日報》,第三版,1953年7月20日。
註76:該尊神像現存臺南鄭氏家廟,目前延平郡王祠裡的鄭成功像為楊英風作於1961年,詳見傅朝卿、詹伯望,《圖說鄭成功與臺灣文化 國姓爺.延平郡王.開臺聖王》(臺北縣中和市:吳氏總經銷,2006),頁24。
註77:許雪姬,〈臺灣史研究三部曲:由鮮學經顯學到險學〉,《思想》16期(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10.10)。
註78:陳奮雄主編,《臺南市文獻半世紀》(臺南市:臺南市文獻委員會,2003),頁3。
註79:不著撰者,〈南市文化界人士 主重塑鄭成功像 並贊成以故宮像為標準〉,《中央日報》,第三版,1953年7月23日;本報臺南廿一專電,〈勞幹致函南市文獻委員:重塑鄭成功像 以故宮像為準 用同一材料裝塑鬚髮〉,《中央日報》,第三版,1953年7月22日。
註80:不著撰者,〈南市將籌鑄 鄭成功銅像〉,《中央日報》,第六版,1954年10月2日。不著撰者,〈臺南市中區 鑄成延平郡王銅像 定光復節揭幕〉,《中央日報》,第五版,1954年10月7日。這尊鄭成功半身像目前現存於赤崁樓,詳見趙孝風,〈鄭成功銅像的煩惱〉,《中央日報》,第三版,1954年11月7日;傅朝卿、詹伯望,《圖說鄭成功與臺灣文化 國姓爺.延平郡王.開臺聖王》(臺北縣中和市:吳氏總經銷,2006),頁193。
註81:不著撰者,〈南市將籌鑄 鄭成功銅像〉,《中央日報》,第六版,1954年10月2日;不著撰者,〈市南籌建偉人銅像市府開會討論〉,《自強晚報》,第四版,1954年10月12日。蔣中正銅像被取消的消息見黃典權校補、阮旻錫著,〈鄭成功史料合刊序〉,《鄭成功史料合刊》(臺南市:海東山房,1957),頁1。
註82:趙孝風,〈鄭成功銅像的煩惱〉,《中央日報》,第三版,1954年11月7日。
註83:同前註。
註84:Croizier, Ralph C. 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 History, Myth, and the Hero.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63-78.
註85:〈民族精神の權化 鄭成功も光復の春を讚ふ〉,《新生報》,第四版,1946年1月3日。
註86:本報訊,〈吳主席勉勵壯士 個個都是鄭成功〉,《中央日報》,第四版,1950年1月15日。
註87:關於臺灣軍士教導團,詳見郭亮吟執導的紀錄片〈軍教男兒:臺灣軍士教導團的故事〉,2010。
註88:本報訊,〈發揚鄭成功精神 為民族復興奮鬥 孫立人將軍致詞勗勉〉,《中央日報》,第八版,1950年2月2日。
註89:汪有序,〈鄭成功的鬍子問題〉,《中央日報》,第三版,1953年7月20日。
註90:本報臺南廿一專電,〈勞幹致函南市文獻委員:重塑鄭成功像 以故宮像為準 用同一材料裝塑鬚髮〉,《中央日報》,第三版,1953年7月22日。
註91:金關丈夫在1943年參觀北京故宮收藏五件鄭成功畫像後,曾在《臺灣新報》上撰文詳細描述這些畫像的樣子,該文後來因為鄭成功形象的爭論被轉譯為中文作為參考,詳見金關丈夫作、竹聲譯,〈鄭成功遺像──北平歷史博物館所藏〉,《臺南文化》5卷1期(臺南市:臺南市文獻委員會,1956),頁57-59。金關丈夫原文見《臺灣新報》,1944年5月12日至5月13日。
註92:中央社,〈內部聘請專家 鑑定鄭成功像 並廣徵各界意見〉,《中央日報》,第三版,1954年12月18日。這篇報導與同時間的《聯合報》的報導內容完全一樣,因此不排除為官方的新聞稿,比較中央社訊,〈鄭成功像 將予鑑定〉,《聯合報》,第三版,1954年12月18日。
註93:不著撰者,〈籌建鄭成功像 即將募集經費〉,《商工日報》,第三版,1955年5月15日。
註94:顏興,〈鄭成功儀容今考〉,《臺南文化》5卷1期(臺南市:臺南市文獻委員會,1956),頁2。
註95:不著撰者,〈延平王鄭成功銅像現正積極趕鑄〉,《臺東新報》,第四版,1956年3月22日。


參考書目:
(一)中文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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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季,《奇緣此生顧正秋》,臺北市:時報文化,2007。
陳奮雄主編,《臺南市文獻半世紀》,臺南市:臺南市文獻委員會,2003。
傅朝卿、詹伯望,《圖說鄭成功與臺灣文化 國姓爺.延平郡王.開臺聖王》,臺北縣中和市:吳氏總經銷,2006。
黃典權校補、阮旻錫著,《鄭成功史料合刊序》,《鄭成功史料合刊》,臺南市:海東山房,1957。
廖瑾瑗,《鄭成功畫像歷史調查研究報告》,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2007。
蒲添生著、蒲宜君、蒲浩明、蒲浩志等合編,《蒲添生資料集》,第1冊至第3冊,臺北市:著者,2006;第4冊至第5冊,臺北市:著者,2009-2010。
蕭瓊瑞,《神韻‧自在‧蒲添生》,臺北市:雄獅美術出版社,2009。

(二)期刊
王月華,〈台灣雕塑界的拓荒老將────蒲添生〉,《藝術貴族》80期,臺北市:藝術貴族雜誌發行,1995,頁106~108。
王月華,〈走過二二八那段驚嚇的歲月────蒲添生是台灣政治人物塑像的先驅〉,《典藏藝術雜誌》,84期,臺北市:典藏藝術雜誌社,1995.4,頁136~139。
李再鈐,〈歷史的昭告與現代的啟示:談雕塑與環境的過去和現在〉,《雄獅美術》134,臺北市:雄獅美術出版社,1982.4,頁72-80。
金關丈夫作、竹聲譯,〈鄭成功遺像────北平歷史博物館所藏〉,《臺南文化》5卷1期,臺南市:臺南市文獻委員會,1956,頁57-59。
栗澍、王之樵採訪,〈為名人塑像留影林靖娟不死,銅像活了!〉,《時報周刊》,臺北市:時報周刊社,1992.6.7,頁1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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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雪姬,〈臺灣史研究三部曲:由鮮學經顯學到險學〉,《思想》16期,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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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浩明,〈封面故事:台灣「第一座國父銅像」的故事〉,《國立國父紀念館館刊》25期,臺北市:國立國父紀念館,2010.5.14。
蒲浩明,〈臺灣第一座「國父銅像」的故事〉,《國父紀念館館刊》,25期,2010.2,頁8-19。
應大偉著,〈臺灣第一位巨幅雕塑家《蒲添生》〉,《臺灣人檔案 之一:浮沉半世的影像與回憶》,臺北市:創意力出版社,1995,頁34-39。
顏興,〈鄭成功儀容今考〉,《臺南文化》,5卷1期,臺南市:臺南市文獻委員會,1956,頁2-9。

(三)論文集
李德珍,〈塑盡世間眾生相〉,收入臺灣五十編輯小組編,《一枝草一點露: 臺灣五十的故事》,第1冊,臺中市: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95,頁104-119。
顏娟英,〈戰後初期台灣美術的反省與幻滅〉,收入張炎憲、陳美蓉、楊雅慧編,《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臺北市:吳三連文教基金會,1998,頁79-92。

(四)檔案
「主席銅像揭幕典禮延期日期及原因報告案」,《行政長官公署檔案》,1946.4.4~1946.4.4,典藏號碼00312920004007。(http://ds2.th.gov.tw/ds3/app003/list3.php?ID1=00312920004007)
「主席銅像落成典禮日期通知案」,《行政長官公署檔案》,1946.2.21~1946.2.25,典藏號碼00312920004006。(http://ds2.th.gov.tw/ds3/app003/list3.php?ID1=00312920004006)
「主席銅像落成典禮日期通知案」,《行政長官公署檔案》,1946.2.21~1946.2.25,典藏號碼00312920004006。,http://ds2.th.gov.tw/ds3/app003/list3.php?ID1=00312920004006
「國父暨主席銅像籌備委員會第三次常務委員會議會議記錄函送案」,《行政長官公署檔案》,1946.5.11~1946.5.14,典藏號碼:00312920004010。(http://ds2.th.gov.tw/ds3/app003/list3.php?ID1=00312920004010)
「嚴禁地方攤派捐款補充辦法五項」,《行政長官公署檔案》,1947.2.2,典藏編號:00301100008049。
「籌建國父暨主席銅像」,《行政長官公署檔案》,1946.5.11~1946.5.14,檔案號碼00312920004010。(http://163.29.208.22:8080/adminShowImage/connect_img.php?s=222400350025&e=3)

(五)學位論文
蒲宜君,「蒲添生『運動系列』雕塑研究」,臺北市立師範學院視覺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周俊宇,「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考察」,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羅承宗,「臺灣公部門捐募法制度之研究」,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2009,頁125-135。

(六)紀錄片
郭亮吟,〈軍教男兒:臺灣軍士教導團的故事〉,2010。

(七)外文專書或單篇論文
Pierre Bourdieu.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Power,’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p. 140-149.
Hornby, Joan. "Chinese Ancestral Portraits: Some Late Ming and Ming Style Ancestral Paintings in Scandinavian Museum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70: 173-271.
Croizier, Ralph C. 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 History, Myth, and the Hero.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