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31日

[已發表]鏡像裡的Formosa:林莉菁的圖像小說與台灣漫畫的發展




林莉菁 〈選舉鄉野傳奇:開票停電篇〉 2012 
《我的青春、我的FORMOSA》,I,頁93 圖版授權/無限出版




(本文原載於《人本教育札記》,2012年11月號,頁70-77。感謝雜誌編輯部在本文發表時所給予的協助。)


《我的青春、我的FORMOSA》(以下稱《我的青春》)於今年(筆者按:2012年)9月陸續在台出版上下兩冊後,書籍銷售迅速進入二刷,同時也在網路與媒體上引起相當回響。(註一)作者林莉菁出生於1973年,童年時期在戒嚴中的台灣長大,本書即取材自她的成長經歷;其中威權政治所帶來的種種現象與解嚴後的反省,對於世代相近的讀者而言,多能勾起情感上的共鳴,既容易與自己過去的經驗比較,也能夠自行填補許多細節。

在這些共同經驗的分享外,《我的青春》還有其特別之處。書中內容在時間上跨越二十幾年的台灣現代史,以個人成長為主軸,旁及的卻是如語言、認同與政治等極其複雜的議題。然而,類近漫畫的形式讀起來十分流暢有趣,台灣發行的其實是中譯本,法文原版以《Formose》之名,於去年11月在法國出版;可以想見,要對外國讀者傳達這些複雜的內容,必然要花費相當大的心思在材料的組織上,在創作手法上也有可觀之處。

在法國,《Formose》被定位為「圖像小說」(Roman graphique),一方面區別於較通俗的漫畫(Comic),另一方面也像小說一般,允許較長的篇幅。在風格上,《我的青春》以近乎素描草稿般的線條描繪,布局上少見一般漫畫裡常見的方塊。法文版裡,書中對白也是手寫而成,與圖繪風格十分契合,台灣版則因為排版關係改為電腦字。另一個相異處在於法文原版為單冊,台灣版則考量到台灣讀者偏好較短的篇幅,而分裝為上下兩冊發行。
 

林莉菁 〈我以阿公阿媽為恥〉 2012 
《我的青春、我的
FORMOSA》,I,頁24。 圖片授權無限出版
林莉菁 〈我以阿公阿媽為恥〉 2012
《我的青春、我的
FORMOSA》,I,頁39。 圖片授權/無限出版

歌曲裡的語言斷面

《我的青春》故事從台灣的正確地理位置開始,作者化為說書人,逗趣地更正常被誤為泰國(Thailand)的台灣,之後地圖聚焦在主角的家鄉屏東縣林邊鄉,帶進內容的場景。作者的說書人角色是個敘事框架,不但述說故事,同時也會穿插著自己的意見與各種鮮明的對照例子。由於故事內容也以主人翁「我」的成長經歷為主線,因而說書人就如同是個與自己對話的有趣角色。

進入了福爾摩沙後,這裡是個嘈雜的世界,其中交織著官方愛國歌曲、日本演歌,以及笑聲。這些是作者面對外國讀者時,用以顯題的對照元素,其間對立的尖銳感,則由想像力整合成流暢的敘述:還是小學生的主人翁在〈國旗歌〉的音樂裡排隊放學,回家途中還一邊哼著〈反共抗俄歌〉。然而回到家裡,比愛國歌曲更大聲,從阿公阿媽的卡帶錄音機裡流瀉出來的,卻是當時流行的日本演歌〈北國之春〉;她做功課時,演歌仍然持續播放,歌聲化為一位日本歌手,試圖以歌聲拉近與主角的距離,最後卻不敵主角腦海裡的愛國歌曲,在一陣對答後,日本歌手被闔上的愛國音樂歌本所撲滅。

像這樣透過想像,原本複雜的語言問題,非常巧妙地由不同的歌曲加以對照──成長於日治時期的祖父母喜好演歌,而接受戰後國語教育的主角,則被教導仇日與「愛國」──其間表現出日語與「國語」的斷裂。

另一個語言的斷裂,發生於「國語」和作為日常方言的台語之間,兩者的交鋒則在「玩笑」中。場景轉為學校音樂課,闔上的歌本再度打開,當老師要學生合唱〈反共抗俄〉歌時,有人偷偷地將「反共產」唱成「阮五ㄟ尪」,「殺漢奸」唱成「炒蚵仔煎」,惹得老師暴跳如雷。不但如此,要是敢改〈國歌〉,把「三民主義」改成「灑麵煮麵」,那就更刺激了。

作為戰後威權政治的「國語」教育,與日語和台語之間的雙重斷裂,一方面隔絕了主人翁與祖父母輩間的經驗傳承,同時也與台灣日常生活脫節。學校老師所教、學生所學,無不是與隔海的「祖國」相關的一切事物,對於台灣本身,反而一無所知。

另一方面,教育又是取得社會地位的籌碼,支配著學生的生涯規畫,也因此,這樣的學習環境就成為虛偽、扭曲人格(卻又不得不接受)的怪異過程。虛偽、怪異、扭曲,這些形容當然是種後見之明,兒時的主角全心全意浸淫在學校教育所傳授的價值裡,到了大學以後才真正的醒悟;更多年以後,她為創作本書前往高中母校拍照取材時,在校門口就被警衛阻撓,禁止她進入。

這種今昔對照,其中的象徵意義在於:所謂的學校,對內奉行扭曲個性的教育,對外則害怕被檢視,它也正如「國語」或當時的地理歷史教育一般,自絕於現實之外,而且其本質從戒嚴至今,仍少有改變。
 


林莉菁 〈討厭日本鬼子,愛死日漫!〉 2012
《我的青春、我的
FORMOSA》,I,頁63。 圖片授權無限出版


排斥漫畫的教育

與歌曲的斷層比起來,威權時期的美術學習對於作者而言,交織著更多的矛盾情結。作者林莉菁今年九月接受誠品書局的訪問時,曾表示:

在這本書正式有了現今的完整樣貌前,我毫無章法地書寫。我慢慢發現:自己從小喜愛的畫畫,看似天真無邪,其實背後就有著戒嚴時期黨國教育的黑手存在;長大後思想轉變,我把自己的美工專才用來畫示威海報。漫畫是黨國嚴格控管的表達工具,透過畫畫這個主軸,我串起了個人的童年回憶與外在大環境的各種操弄痕跡。(註二)

制式教育裡的美術課其實是虛偽敷衍、內容空洞的產物。主角在進入國中後,發現所謂的「美術班」就是學校巧立名目的資優班,不但美術課時數少,除了戶外寫生較有趣,其餘就是強調重複臨摹稿本的「國畫」。在美術班裡,沒有人期待你變成藝術家,唯一的好處是有專門教你考上大學的「優秀」師資。

在學校的功課與升學壓力下,漫畫自然被教育體制排除在外。我們所熟知的漫畫,例如小叮噹(現已改名為「哆啦A夢」)、無敵鐵金鋼,透過盜版漫畫與電視媒體的傳播,成為沉重枯燥的升學壓力下的出口,逐漸在日常生活裡取得無可動搖的地位。這些漫畫,常被主角躲躲藏藏地走進租書店裡租回家,遮遮掩掩地用國語課本掩護著閱讀。在躲過父親的巡視後,一轉身,坐在書桌前的主角變身為漫畫人物,與小叮噹一起駕駛飛碟;在漫畫被父親發現並撕毀後,日本演歌歌手再度與小叮噹共同出現,安慰主角並戴上竹蜻蜓、遨遊在想像的世界裡。

有趣的是,有些漫畫是由阿公阿媽買給主角的。某程度上,日本文化雖然自戰後仇日教育裡全面退位,卻在主角的成長中,再度從大眾文化裡悄悄地復興。日本漫畫能夠蓬勃發展的原因,簡言之,就是因為它們照顧了我們的情感,無論是歡笑或悲傷皆與我們同在。這些漫畫不只受到閱讀,也被如數家珍地臨摹,諷刺的是,主角因為將臨摹漫畫鍛鍊出的功力運用在「保密防諜」海報上,使她在比賽裡連連得獎。這些保防海報與虛偽的美術課,目的都是為了抹煞學生的創造力與主體性,以為威權培養出馴服的國民,不僅犧牲了情感教育,同時也阻礙了台灣藝術創作人才的養成。
 

林莉菁 〈惡夢醒來〉 2012
《我的青春、我的
FORMOSA》,II,頁60。 圖片授權無限出版


洪流裡的醒悟

作者在《我的青春》裡大量運用對照與想像性的手法,除了用來處理複雜的議題,這樣的手法在後半段裡,也被用於對應前半部內容的反省。進入台大就學的主角,與許多人一樣,在開始有投票權的年齡,也才開始智識上的啟蒙,進而稍微擺脫過去威權教育的宰制。

那是一段反顧自身土地的旅程,藉由書籍、社團活動與民間講座,主角重新發現了生活周遭事物背後的在地文化脈絡──彷彿地理大發現般,她「看見」了家鄉的古蹟與東港王船祭等節慶活動,而這些都是過去中小學教育所不傳授,甚至是和漫畫一樣被視為禁忌的事物。

更為重要的台灣歷史,宛如當頭棒喝,撼動了主角過去所信奉的價值。《我的青春》在表現這段劇變時,訴諸的不是意識型態的宣示,而是對照前半段鋪陳已久的基礎,進行全面的對抗、傾覆。它們的戰場不是街頭,而是主角的內在:她以手電筒逐一探照未知的書籍時,撿到一瓶名為「歷史記憶靈藥」的藥水,喝下後她被捲入潮流當中,面對一本打開的二二八事件的書,許多被威權殺害的人,包括畫家陳澄波在內,紛紛從照片裡向她說話,在論辯之間,過去威權教育的各種謊言最終被粉碎,主角亦重獲新生。

書本打開的意象,正對應著前半段那闔上的愛國歌曲歌本,水流的意象代表了大量未知的知識,也象徵了醒悟後無所依恃的狀態。這段過程讓主角取回了自己的身體,如今身體不再是威權的容器,而是能夠自我察覺、感受的主體:「感覺好冷,可是又彷彿火直燒入骨頭一般。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念書,我不知道我還可以相信什麼了。我現在才意識到,腦中被塞滿了謊言,完全不知道自己國家的歷史真相。」取回身體的自主性後,行動開始了。往後,主角在電影院播放國歌時,寧可忍受辱罵也不再起立;一次台北市長選舉期間,她在新黨貌似進步的候選人海報畫上小鬍子。

主角的醒悟,部分原因來自於解嚴的現實條件,其他如家庭背景或許也是重要因素(蔣經國過世時,她的父母十分淡定)。據作者所述,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精英》是這段情節的參考資料,同時也是她大學時的重要台灣史讀物。李筱峰的書初版發行於於1990年,同年行政院成立了二二八研究小組,打破戒嚴禁忌,開始調查二二八事件。

解嚴也影響了先前提到的方言問題,過去雖然主角的母親是客家人,但主角卻只懂得一些簡單的客家生活用語,解嚴後,各種地下電台開始蓬勃發展,其中就包含了各種方言電台。當時這些地下電台隨時會被警方抄台,而且正如老師可以任意翻查學生書包裡的漫畫一樣,是不需要任何搜索票的。
 

林莉菁 〈地下電台,自由之聲〉 2012
《我的青春、我的
FORMOSA》,II,頁114-115 圖片授權無限出版


現實對照下的台灣漫畫

《我的青春》作者林莉菁的大學時期,是台灣解嚴初期,各種政治與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時,與台灣主體性有關的議題紛紛浮上檯面,影響廣泛。然而在《我的青春》中較少提及的是,當台灣惡夢初醒時,林莉菁也開始跟著繪本插畫家陳璐茜學習插畫。1994年大學畢業後,林莉菁曾短暫地從事其他工作,後來仍決定回到自己最喜歡的圖像創作上,並曾經以作品〈朋友〉、〈高帽子國王〉兩度入選陳國政兒童文學獎。

漫畫與戒嚴政治之間也有許多關聯。日本漫畫的出現其實是稍晚的事,更早之前,正如周婉窈在本書的序言中所述:「我的世代還沒有日本漫畫,我們看〈四郎與真平〉。我的世代,聽不到日語──除了長輩私下講,和一年才配幾部的日本片。那些chanbara(編按:對決)片曾讓我們魂牽夢縈!」(註三)葉宏甲的〈四郎與真平〉首刊於1958年《漫畫大王》,而當時這本期刊僅是眾多台灣漫畫期刊的其中一本,其他如《漫畫周刊》的〈諸葛四郎〉,《模範少年》的〈小俠龍捲風〉,皆見證了當時台灣漫畫的盛況。

然而從1962年開始,與漫畫相關的官方審查法令頻繁出現,此後箝制台灣漫畫創作二十幾年,最終才於解嚴前夕取消。關於這些法令的產生,其實和台灣選舉一樣有個「鄉野傳奇」:據說1961年蔣中正下鄉巡視時,看見巷道內的某個房子裡,小孩排排坐,認真地看著手上的書,甚至椅子旁邊還放著一大疊。蔣中正走向前,原本想大大地誇獎用功念書的小孩,不料走近才發現在昏暗的租書店裡,小孩子看的是漫畫。他一氣之下,便下令對漫畫進行管制。(註四)

在審查陰影下,不僅台灣漫畫創作大受打擊,從1976年開始,由於國立編譯館放寬日本漫畫出版限制,加上送審較容易通過,使得盜版日本漫畫被大量地引進,相對地,台灣本地的漫畫只要超過一本雜誌的百分之二十就要審查,更嚴重地打壓了在地漫畫的發展空間。日本漫畫在台的氾濫還帶來另一個效應,當時普遍歧視漫畫的情況下,台灣全無漫畫專業的學校科系,而這些日本漫畫即成為台灣漫畫家臨摹學習的對象。



林莉菁 〈我曾是一隻狗〉 「Li-Chin,網頁擷取日期:2012.10.12 圖片授權/林莉菁

林莉菁 〈我曾是一隻狗〉 「Li-Chin,網頁擷取日期:2012.10.12 圖片授權/林莉菁
林莉菁 〈家園〉 2010 
陳弘耀、王登鈺等繪製,《
TX 2=Taiwan Comix 2(潑墨書房數位版),頁122。 
圖片
授權潑墨書房


林莉菁在台灣過了幾年的創作生活後,於1999年決定前往法國進修,先後就讀於安古蘭藝術學院漫畫組(École Européenne de l'Image, Angoulême)與炮提葉動畫導演學校(La poudrière)。這個時期的作品可以看到一些與《我的青春》類似的風格元素,例如〈我曾是一隻狗〉(J’étais née chien, chat et arbre,法文題名原義為〈我曾是一條狗、貓與樹〉)中,玩味著孤單與群體的概念,以一隻愛與別人玩耍的小狗為主角,身體漸次增變出另一隻貓,最後再演變成一棵大樹。

2009年,她與林滿秋合作的《好一個瓜啊!》,書中除了有著與《我的青春》相仿的女主角外,將說明圖表巧妙融合在構圖裡的手法,也見於《我的青春》。2010年收於《Taiwan Comix 2》的作品〈家園〉,內容以淹至屋頂的洪水漸次對應著一個因家暴而崩解的家庭。變形、圖表敘事、平行對照,這些創作手法集結構成了《我的青春》中流暢熟練的敘事風格。(註五)

不過,《我的青春》中敘述的「漫畫無路用」心態,至今仍然普遍存在於台灣官方機構。2010年,林莉菁與十幾位台灣漫畫家合編了《Taiwan comix》,作為台灣漫畫自我介紹的名片目錄,寄給安古蘭藝術節的主辦單位,引起亞洲事務負責人芬內(Nicolas Finet)的興趣。同年8月,芬內自香港來到台灣與漫畫家見面,了解台灣漫畫現況,當時有新聞局官員陪同,同時也談論到2012年安古蘭藝術節,以台灣為主題展區的可能性。然而,到了2011年7月,新聞局卻以準備不周、甚至表示台灣畫家實力不足等理由,準備放棄參加這個歐洲最大漫畫節之一!

試想,若你是主辦單位的漫畫專家,在親自看到了邀請國的藝術家實力後,又聽到該國毫無專業能力的行政官員評斷自己的藝術家實力不足,你該怎麼想呢?這種理由,顯然僅是對內塘塞責任用。消息披露後,網友在臉書上發起連署,而新聞局則在各方壓力下,很快地見風轉舵,表示要積極爭取,先前對於台灣漫畫家實力不足的謊言,自然也是自行吸收。

安古蘭展覽的情況並非個案。幾個月後巴黎龐畢度中心(Pompidou)邀請台灣漫畫家參與2012年4月的亞洲動漫展,這次新聞局則是在資金籌措上,與經濟部工業局互踢皮球。在戒嚴時期,新聞局原本就是大力推行樣版「愛國」歌曲,並介入各種出版、進行思想審查的機構。解嚴後,這些機構儘管已不再如先前一般明目張膽,但仍然以落伍的保守觀念,消極對待台灣的在地文化與創作者。

這些現況,也可與《我的青春》裡的情節作對照──它讓人想起在投票所中,躲在厚片眼鏡背後,不情願回答你公投投票箱所在的選務人員。這些人均非窮兇惡極之徒,但卻都是從戒嚴遺存至今的「平庸之惡」,同樣生活在福爾摩沙,這些人在意識的深層裡,是自我反對的矛盾存在。

法文版《我的青春》書末原先附有一張台灣歷史背景的簡介,台灣版則以作者的後序取代。「獨裁政體在解嚴後看似惡靈退散,但我們的島嶼從未認真面對過去,沒有根除戒嚴時代留下的種種危害民主至毒。」林莉菁告訴我們「解嚴以後,懂得隨著時代快速進化的新舊鬼怪橫行島上。歷史、人權、國民教育、司法、生態、勞資關係、性別教育與文化等面向都有解決不完的問題,有心者前進得非常辛苦」。

距離真正的解嚴,台灣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註一:林莉菁,《我的青春、我的FORMOSA》,I(縫上新舌頭)、II(惡夢醒來),台北市:無限出版,2012.8、2012.10。
註二:「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厭惡遠離政黨政治不如監督它:專訪林莉菁」,取自「誠品站」(http://stn.eslite.com/Article.aspx?id=1958),網頁擷取日期:2012.10.12。
註三:周婉窈,〈我們的青春、我們的福爾摩沙、我們共同的未來〉,收入林莉菁,《我的青春、我的FORMOSA》,I(縫上新舌頭),同前註,頁2-12。
註四:洪德麟,《臺灣漫畫40年初探》,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頁120。
註五:〈我曾是一隻狗〉,取自「Li-Chin」(http://grandpapier.org/li-chin-107/j-etais-nee-chien-chat-et-arbre?lang=fr),網頁擷取日期:2012.10.12;林滿秋(文)、林莉菁(圖),《好一個瓜啊!》,台北市:小魯文化,2009。


(2015.12.23 修訂註:圖版TX 2=Taiwan Comix 2(潑墨書房數位版)作者名稱陳耀飛應為陳弘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