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日

在封聖的語境之外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一角(筆者攝於20100227)


一、
景美人權園區事件發展至今似乎在藝術家邀請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共同拆除作品後告一段落。然而這段時間內所引發的種種爭論似乎仍難產生出任何共識。對我而言,這個事件雖然提出了許多如人權與藝術的普遍議題,但是這些議題在生成它們的特定語境裡卻註定無法被解決。例如目前陳嘉君已向監察院提出陳情書,在這個事件裡她所能獲得的最大的效益是什麼?顯然絕對不會是人權的勝利,頂多就是在「要如何在紀念展裡呈現『人權』才恰當」這樣的命題裡多添加一條注意事項,使明年同樣有總統蒞臨的紀念展覽,可以讓所有人,包括陳嘉君與施明德,都滿意罷了。

效益是如此,為什麼藝術家要為一個政客口中所謂的「人權」效命呢?特別是一個從丈夫那裡繼承「受難者家屬」,破壞作品,給藝術家扣上各種帽子,強徵藝術家當炮灰的人呢?

探究這些議題背後的語境似乎顯得比問題本身更為重要,為此我們必須先在「人權」底下找到政治受難者的對反。時空往前拉,2007年同樣是世界人權日這天,景美人權園區第一次開園。當時擔任總統的陳水扁與呂秀蓮、政治受難者家屬們偕同出席開幕典禮,一位參與樂生運動的女學生在陳水扁致詞時高喊「搶救樂生,迫害人權。」卻當場被一位政治受難者,一手抓住頭髮,一手隨即連呼三個耳光。[1]


這一幕之所以發生,不在於兩人互相憎恨,而在於樂生學生干擾了一個政治受難者的封聖(consecration)儀式。在臺灣一想到人權,直接就會想起這些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他們的受難與犧牲是反抗霸權的象徵,具有道德無庸置疑的合法性。但是這些受難者在解嚴以後卻仍然困陷在當代的政治紛擾中,持續不斷的官方封聖活動設定了他們必須在同樣的場合講著相同的內容,而這些活動目的不在於以典範擴大人權的範圍,反而縮小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受難者的平反之路仍然是遙遙無期,而過去歷史中各種複雜的壓迫與共犯結構關係,如今則是以各種預先被政治所規定好的問題所取代:「難道您反對這些人應該受到紀念嗎?你又為什麼反對?」「您覺得這次紀念會的內涵如何?園區應該被保留嗎?」這些問題表面上,看似針對合法性的提問,實際上是一種圍繞著封聖儀式而生產的修辭,目的在於將合法性的提問置於政治行動的合法性中,同時藉由問題設限來「壟斷」合法性(只能回答是或不是)。同樣的陷阱也出現在這次事件的爭論裡,一旦同意了這是一場「人權vs藝術」或是「歷史記憶中的藝術」,就很容易陷入政客預先設定好的問題與腳本裡。

開幕致詞,以及更多開幕致詞。政治受難者在當代臺灣政治裡有意無意地成為「人權」的壟斷者。透過各種類型的官方紀念會與文化展演活動,政治受難者的道德合法性轉換為政治場域裡的稀有籌碼,不僅無可取代,同時也是獨一無二。這些封聖活動在受難者間創造了階級關係,其中不在政治場域裡弱勢團體受到忽略,如樂生的園區無法全部保存,他們必需找個選舉期間的黃道吉日發聲才得以獲得政治上的支持。而在眾多身份殊異的政治受難者間也不見得所有人都受到同等的重視,例如柏楊大部分的手稿就因為國家文化單位不夠積極而捐往大陸中國現代文學館。


在「人權」的口號下,真正的人權並未被當成普世價值。在人權議題無法獲得實質進展而流於象徵層次時,敵對的黨派或過去的霸權也可以有自己的一套修辭。它同樣可以舉辦各種活動表達誠意,在每個類似的場合裡Sorry Sorry。所謂的政治受難者與其家屬仍嵌結在當下的政治氛圍,政客也可以針對他們彼此複雜的政治傾向進行操作。2008年總統大選中臺灣某位前輩畫家與另一位同樣是某位政治受難者的姪子擔任馬英久在人權議題上的防火牆。對於這兩位「政治受難家屬」,我還是不要說下去好了,以免他們對我採取法律途徑,他們真的很在意。

相對於錯綜複雜的身份認同,游文富事件裡的政治受難者卻像是好萊塢B級片中一幕充滿愁苦人群的過場,藉以烘托出藝術家對「殺人魔」汪希苓特區的美化。不過汪希苓本人卻奇怪地被所有人忽略。真正的汪希苓在1991年特赦出獄後就深居台北,這位陳嘉君口中的「殺人魔」開始經商,2005年因為一起馬國投資詐欺案被騙錢,但是始終低調保持沈默,未曾提出訴訟。2007年8月軍情局退休情報組成的忠義同志會曾為他慶生,二個月後江南案的槍手陳啟禮過世,汪希苓也曾經在媒體上接受訪問。[2]我沒有什麼深喉嚨提供消息給我,不過「殺人魔」或許還活著,在前述的慶生會裡,汪希苓告訴他的老部屬他的「身體很健康,過得很愉快,除了打高爾夫球外,也常常出國旅行。」[3]此外目前汪希苓特區的看板與簡介上並未附上他的生卒年。但無論如何,相較於游文富,陳嘉君顯然對汪希苓好太多了,如果她真要爭論是否忠黨愛國就可以殺人,那她絕對不愁找不到正確的對象,因為汪希苓與他的部屬們絕對是很忠黨愛國,而我就算被扣上唯恐天下不亂或是挑動族群的帽子,也要說我很期待這樣的討論。

 
 二、

2009年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再度」於世界人權日開幕時,陳嘉君宣讀預先準備好的宣言後,開始破壞游文富的作品。這一幕已出現在許多媒體上,這裡就不再詳述,在破壞游文富的作品之前,即使在2006年的紅衫軍遊行裡,陳嘉君也極力保持低調,如今大動作破壞作品,自然帶來許多話題性。


後續事態的發展幾乎都集中在陳嘉君與游文富的對決上,甚少注意到施明德扮演的角色。陳嘉君被扭送警局以後,施明德跑來聲援,並重回現場親自破壞作品。這段經過被媒體形容為施明德是為了護妻[4],而在後來的協調會、座談會以及藝術家們聲討的活動裡,施明德除了發新聞稿與在座談會上表示將再度動手拆除外,[5]主要焦點仍放在陳嘉君身上。

事實上,施明德為陳嘉君所有的言行提供了意義的基礎。他當然是一位政治受難者,而陳嘉君則是藉著婚姻關係,取得了「政治受難者家屬」這樣的身份。這一點面對網友的質疑,她只是認為任何人都可以提出這樣的議題。真的是如此嗎?我相信2007年的樂生學生已經證明了身份地位在這類活動裡才是真正的關鍵。後來2010年1月8日,陳嘉君回到現場對著游文富的作品潑紅漆,當天是「施明德被捕三十週年」。撇開那些明顯是扣帽子的政治語彙,我不免覺得這兩次破壞事件的日期,一個是「人權紀念日」,一個是「施明德入獄三十週年紀念」之間有種自我封聖的意味。同樣在陳嘉君的部落格上(「施明德家後陳嘉君 紀念美麗島事件30週年Blog」),「人權」、「正義」雖然似乎具有某種不言自明的合法性,但是正如紀念會裡封聖的語境一般,代表這種合法性的象徵資本幾乎都集中在施明德身上,而且毫不避諱她對施明德的崇拜會讓這個議題特定化。


在那個紀念美麗島事件三十週年的部落格裡,施明德在歷史事件中像是一個孤獨高傲的存在,不過這其實代表著他就如同其他的政治受難者一般,深陷在當下的政治情境裡。在人權日的前一個月,施明德曾經寄贈218本《總指揮的告白》寄到民進黨中央黨部,請黨部代轉贈「民進黨友人」。民進黨部拒收,施明德生氣地發表聲明,認為自己的書是臺灣近代史重要史料,卻被民進黨列為禁書,甚至斥責綠營「只收獻金」。[6]到了人權日當天早上,施明德到高院聆聽紅衫軍違反集會遊行法二審判決時,被臨時告知需要另開庭,延後宣判。當時記者還問到他為何不參加高雄所舉辦的美麗島紀念晚會。原來當天與美麗島有關的紀念活動不只在台北,在高雄也有紀念晚會,高雄市長陳菊邀請了姚嘉文、呂秀蓮等近一百位相關人士至新興分局「民主圍爐」。施明德並未出席,據陳菊的說法是因為他「對美麗島事件有個人不同的看法,所以沒出席。」[7]而施明德方面據報導「美麗島30年紀念活動主辦單位派個小助理打電話到他辦公室要他參加,『做人如此粗暴,總要有一點禮貌吧』,不滿主辦單位作法,他拒絕出席。」[8]


同樣是紀念美麗島,過往同志的情誼仍無法克服當下的政治格局。在只注重立場的政治場域規則底下,施明德夫婦無法為「人權」找到一個新的制高點,反而在避開了種種政治指涉後,有意無意間在部落格裡形構出一個歷史受難英雄。他們都被自己的政治語言所綁住,也因此透過陳嘉君的種種言行,所謂的普世價值就顯得空洞,變得像是扣帽子式的政治語言。


在那個部落格裡可以看到陳嘉君引用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然而權力無所不在,不見得只會落於她想責難的對象上。昆德拉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正如大魏‧洛吉(David Lodge)所說,「他從不替自己塑造英雄殉難者般的地位,但也絕不低估一個尋常人變成異議份子時所必須付出的代價。」[9]在游文富事件中,在各種宏大的政治性話語裡,我沒有看到這種文學存在的可能性,卻在象徵爭鬥裡看到了壓迫已經成為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共同語彙,而過去傑出的政治受難者與家屬如今反而成為「自己掘墓者的傑出同盟」(米蘭˙昆德拉《不朽》)

三、


受難者的歷史不會被遺忘,相反的,它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在媒體上、在報刊裡,在各種政治宣傳與書籍裡。而它之所以很難成為普世價值,其實正是那些過度的封聖所產生的後果。這些發生在政治中的象徵爭鬥再怎樣都無法取代人權教育的闕如,相反地既然政治受難者神聖不可侵犯,那麼就讓他們高高在上,不讓他們打擾我們生活。

游文富作品預設的觀者大概就是這樣的布爾喬亞大眾,而不是政治受難者與其家屬,是在一種訴求中性的生活調性裡製作作品,然而在那個敏感地點進行創作,這種避重就輕的作法本身就容易引起爭議:因為在那個作為紀念地的場所裡,避重就輕已經成為偽善政治的修辭手段。


如今要評斷游文富在景美人權園區的作品並不容易──不,不是因為作品已經被拆了,而是因為這樣子容易陷入事後的歸罪或是後見之明的結果。不過要指出的是,這類作品要維持其藝術性,有部分必須依靠藝術社群間的彼此聯繫。在大眾所注目的創作自述裡,焦點集中在他揣測「殺人魔」汪希苓被囚禁的心情,卻忽略了他拜訪謝德慶的故事。這當然是一種很簡單的參引,很難談得上是有什麼特別的深度,但是無論如何,藝術家不太可能是基於崇拜汪希苓來進行製作。

藝術家躲在藝術背後或躲在大眾背後當然值得批評,但是與其把論述建立在大而空洞的政治語彙,游文富創作背後的藝術生產機制或許才是這次事件中必須深入思考的地方。游文富1968年出生在雲林斗六,後來父親因為皮箱店經營不善,舉家搬遷至南投竹山,改作竹工藝。[10]國中畢業時游文富因家境因素進入空軍官校就讀。在1995年至2000年之間,游文富的創作活動以中部地區為主,媒材包括了油畫與國畫,並以後者多次入選省展,至此他似乎沿著比較傳統的創作生涯進行。直到1999至2000年左右辭去軍職到國外短期進修以後,游文富才轉變為駐村型的藝術家,也發展出後來常見的竹子與羽毛系列作品。

游文富的羽毛與竹條系列的作品一方面是種個人語彙,聯繫著個人的生活史,例如羽毛指涉他在在軍中的飛行經驗,竹條則是家族過去在南投經營竹工藝的回憶。另一方面,這些屬於個人的創作元素,也隨著創作資歷的累積逐漸在藝術場域裡構成類似屬於他個人的品牌。游文富不斷地將這樣的元素應用在各種公共藝術的標案之中,同時其藝術生涯也與各種商業體制結合。除了亮眼的展覽履歷以外,游文富曾經應邀於豪宅的樣品屋中展出以刺激買氣,[11]同時如網友所述,他也曾代言製作愛瑪士的品牌櫥窗。[12]

這是藝術現實所產生的結果,是現代藝術對原創性的要求與資本主義間折衷的結果,後者要求的是某種特色、標籤,使別人一下子就可以區別出你的存在,就如同幾條交錯的橫線就可以構成Burberry的品牌,引發觀者美感的遐想一般。

這些經歷或許不符合一般人對藝術家的期待,但是與資本主義打交道是大多數當代藝術家必需接受的現實,游文富絕非是特別的例子。即使是這樣也只有少數人能夠穿金戴銀,因為在當代的臺灣,說「生意歸生意」大家都很容易理解(生意歸生意就是讓你可以開大門走大路),但是說「為藝術而藝術」卻沒有多少人理解,更遑論為此從口袋裡掏出錢來。在這樣的情況下,官方贊助也必須是藝術家創作時必須考慮的經濟來源。

在這次事件當中,除了游文富與陳嘉君的對抗以外,其中創作自由在其他的民間社群被拿出來討論時,多少是被認為與這樣的經濟生產機制相結合,彼此成為共謀。想想看,公共藝術標案耶,想想看,愛瑪仕耶。這樣形象看在苦勞網的觀眾眼裡會是什麼感覺呢?

 
「我們有許多公眾性的理念訴求,那麼藝術圈呢?」這或許才是游文富事件裡值得認真看待的問題。

過去藝術圈對於將藝術普及大眾的作法經常是依靠官方的文化觀光活動,或是大企業的贊助。前者我們已經知道會有什麼後果了,後者則多配合企業形象的宣傳或是有特定偏好。說老實話跟這些單位打交道實在像是異業結盟一樣(而且在這次事件後,顯然藝術家要付出的成本越來越高)。這些合作表面上是為了向大眾推廣藝術,但實際績效經常是以宣傳政績或廣告效應的考量為主。在這些機制背後,官方對藝術的整併活動實際上早已迅速開展,而類似游文富的例子不會只是個案,必須將它與其他的事件串連起來,共同放置在再現性的政治權力結構下來檢視。這些事情是徵兆,或許藝術圈今後也不再能夠回到過去的狀態了。

我不免在想,同樣是異業結盟,藝術社群在這次事件後能夠與其他類型的民間團體發展合作關係嗎?如此或許可以避免類似的事件,或至少不會以為用吵架就可以解決「人權」與「藝術」的問題。政客或官方的作為尚未贏得我們的信任,作為普世價值的人權必須依靠民間團體的自覺來推動,而藝術的普及也是如此。在這樣的合作裡,藝術圈必須坦誠自問目前的產製模式到底為創作設下了什麼潛在的限制,才不至於喪失自主性,如此獲得的創作自由也才有普世價值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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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薏蘋,〈人權園區開幕嗆扁女生挨耳光〉,《中國時報》,20071211,焦點新聞 台北報導 第A4版。
[2] 關於汪希苓近幾年的活動詳見呂昭隆,〈《情報頭子故事之二》汪希苓80大壽 忠義會老情報聚首〉,《中國時報》,20070831,政治新聞 台北報導第A6版。記者汪士淳,〈汪希苓嘆:如果不是江南案… 〉,《聯合報》,20071006,社會台北報導 第A10版。
[3] 呂昭隆,〈《情報頭子故事之二》汪希苓80大壽 忠義會老情報聚首〉,《中國時報》,20070831,政治新聞 台北報導第A6版。
[4] 「施明德護陳嘉君 夫妻倆前所未有同台」,中天新聞,20091210。詳見http://video.chinatimes.com/video-bydate-cnt.aspx?cid=1&nid=22802,網頁擷取日期2010/03/01。
[5] 〈施明德夫婦 將動手拆除汪希苓特區所有裝置〉《中時電子報》,20100128,綜合報導。網址: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50202722+132010012801617,00.html,網頁擷取日期2010/03/01。
[6]顏振凱;蘇聖怡;徐珮君,〈施明德贈自傳綠拒收施自認重要史料 斥綠「只收獻金」學者:可笑〉,《蘋果日報》,20091119,政治 台北 第A12版。
[7]美麗島30年紀念 陳菊邀施明德〉,《大公網訊》,20091210,網址:http://www.takungpao.com/news/09/12/10/_IN-1185127.htm;網頁擷取日期2010/2/27。
[8]記者蕭白雪/即時報導,〈施明德要美麗島律師不要只想選舉〉,《聯合報》,20091210,
[9]大衛‧洛吉(David Lodge)著、李維拉譯,〈魔幻寫實〉,《小說的五十堂課》,台北縣新店市:木馬文化,2006,頁158。
[10]游文富,〈游文富畫展自述〉,《藝術家》,48:5=288,199905,頁528。
[11]記者陳宛茜,〈樣品屋變身美術館 建築師與藝術家聯手 讓屋子內外皆美 也給自己添新舞台〉,《聯合報》,20070315,台北報導 第c6版。記者黃啟菱,〈樣品屋美術館化 藝術家 揮灑出新空間〉,《經濟日報》,20080728,台北報導第a9版。本報記者,〈空架美房 當代藝術新出口〉,《聯合報》,20080818,陳宛茜第e2版。記者,〈坐落高鐵特區 頂級飯店規劃 新竹 捷寶新世紀 精工雕琢 深度品味〉,《經濟日報》,20080820,第e3版。
[12]記者袁青,〈時尚行腳劄記巴黎櫥窗,時尚散步流動的饗宴。〉,《聯合報》,20080424,專題報導 第d10版;〈游文富妙手造白馬 奔騰愛馬仕櫥窗〉,《蘋果日報》,20080315,第c30版。